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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

  文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孙婉莹

  盛中明对本文有贡献

  导读

  减税降费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振企业居民信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美国在2017年12月税改计划落地,预计十年减税1.5万亿美元,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减税降费。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产业竞争的背景下,中美税负孰高孰低?税制有何不同?如何改革中国税制?

  摘要

  一、中美税收制度对比: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相对独立,税收法制化程度高,以直接税为主。中国税权高度集中,以间接税为主,法制化程度有待继续提高。美国履行财政联邦主义,联邦、州和地方相互独立,没有高初级关系。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州政府主要来自所得税、个别销售税和总收入税;地方政府主要来自财产税。税制相对独立,以直接税为主。中国1994年建立了中央、地方的分税制,但税权高度集中。中国依据税收的管理和使用权,划分为核心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地方税。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间接税为主。税收的法制化程度不够健全,存在寻租空间,非税收入比重较大,地方自由裁量权较大,部分地方搅扰企业畸形经营。

  二、中美宏观税负比较: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收入占比更高。1)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个别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美国减税后可能减少宏观税负均匀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发生压力。假如考虑中国社会保障的低档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大量财政预算收入用于供养巨大的机关事业单位队伍和建设性支出,民生支出固然有所进步但与居民的等候仍有较大差距。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降低,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连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对消了部门减税降费的结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长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盘踞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水平低。在此种情形下,企业面临的劳能源、环境、土地因素成本却持续上升,进一步对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成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昂扬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上风将随同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自然气、电力、土地价钱分离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三、中美税收结构对比: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主要由企业纳税;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主要向个人纳税,调节收入调配的功能强。中国着重向企业征税,2018年税收收入为15.6万亿,其中个人所得税为1.4万亿,其余濒临90%的税收基础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美国的税收结构以直接税和个人税为主体,2018年,直接税占税收比71.3%,个税占联邦财政约50%,重视调节公正。中美企业税负对比:中国企业累赘的税收、行政收费和社会保险费高于美国。在中国,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环保税等很多税种,以及各种行政收费和劳动成本的社会保险费。在美国,企业只有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较低的社会保险税。 四、中美税负对照及启发:减税清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1)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2)费用过多过杂造成企业深感压力。2018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14.7%,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3.4%。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与居民等待有差距,行政管理成本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赡养宏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4)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降落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加阶段迈向高品质发展阶段、统筹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5)个人所得税改造应在综合课征基础长进一步加强收入调节功效。中国应完美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添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6)持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散施展保护环境、增进绿色发展,反应资源的稀缺性。7)加快房地产税破法与消费税划转地方工作,构建地方税体制。营改增之后,虽然通过调剂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成比例以保障地方财力,但是地方税系统迟迟未能树立。美国的地方税体系以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销售与总收入税为主体,中国能够将房地产税与消费税独特构建地方税体系。8)优化减税降费方法,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晋升企业失掉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603883,股吧)得实惠。

  解释

  1 中美税收制度对比

  一国的税制受到该国的财政集权及分权的程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制度如财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造成两国税收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1 税收体系:美国是财政联邦主义,各级相对独立;中国是分税制,但税权集中

  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分为联邦、州和地方(郡县、市镇村)三个级次。各级政府只是事权范围、管辖地区的不同,没有高低级关联,各自的权力由宪法、法律等规定,各级政府只要向本辖区的选民负责,而无需向上级政府负责。每个政府级次都有相对独立的主体税种,形成联邦税、州税、地方税的体系,州和地方有较大的税收管理权。此外存在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转移支付。

  1)联邦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花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关税组成。其中,关税是联邦政府独征的税种,州和处所政府不能征收。2018年,联邦税收占联邦总收入96.6%,占GDP的16.5%。其中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比重最高,为50.6%,其次是社会保险税35.2%,第三是企业所得税6.1%(图表1)。

  2)州税由畸形销售税和总收入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收益税)、牌照税、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采掘税等组成,2018年为1.03万亿美元。其中主体税种是销售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占税收比重为46.8%和38.0%;公司收益税占比4.7%,牌照税占比5.6%,房产税占比1.9%,其他如遗产与赠与税、采掘税等占比3.0%(图表2)。销售税是零售税,对在州辖区内消费者购买货物和劳务征收的税。由于销售税是州级税收,各个州的税率不尽相同,且有的州允许州以下地方政府一起捆绑征收销售税。美国有5个州尚未开征州级销售税: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这5个州中阿拉斯加州和蒙大拿州允许地方政府收取地方销售税。

  3)地方政府税收由房地产税、销售税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组成,2018年地方政府税收7654亿美元。其中,房产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起源,占比高达71.5%,销售税占比11.8%,消费税占比4.7%,个人所得税占比4.4%(图表3)。

  联邦、州、地方税制相对独破,且比例相对牢固。联邦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约为66%,州和地方政府占比34%;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州占58%,地方占42%。

  中国的分税制是以财务管理和使用权为基础,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税多为稳定的税种,相对来说,地方税主体税种不明白,多为税源小、不易征管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

  1)中央税是收入归中心政府部署应用的税种。包括: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车船吨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还包含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及大陆石油企业缴纳所得税归中央。

  2)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是收入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增值税由中央分享50%,地方分享50%。企业、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大陆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收入,其余归地方,开罗大学建造学院师生与“非洲第一高”的密切接触

  3)地方税是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包括:土地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运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图表4)。

  就各税种的占比而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是主要税种。其中,2018年,国内增值税占总税收39.3%;第二大税种为企业所得税,占比逐年上升到达22.6%,西班牙女作家讲述疫情下的上海:“我看到城市的坚持跟。进口货物消费税及增值税占比10.8%,个人所得税占比8.9%,海内消费税占比6.8%,,契税、土地增值税和城建税占比分辨是3.7%、3.6%和3.1%(图表5)。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固,2017年中央占比53.0%,2018年年有所上升至53.4%,地方占比46.6%。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3.9%下降到2016年的81.7%,2017年有所回升到83.7%,2018年进一步回升至85.3%。

  1.2 税收法治:美国高度标准,中国税收法定有待提高

  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一般都伴随着税制的改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引发了寰球的税改。总的来说,税收的法律制度建设尽量采用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力原则,依法治税。

  美国主要是以宪法为基础,以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内收入法典等为骨干,以税收法规为补充,造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无代表,则无课税”,税收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违宪审查原则也是其另一特点,1895年因为个人所得税违反联邦宪法从而禁止征收。

  中国近年来连续推进税收法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级次,但税收法治建设仍有较大提高空间。中国是以宪法为根据,逐步形成各种税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数量众多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品位税收法律制度模式。税收法律笼罩尚不完全,目前成文的税收法律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资源税法》于2019年8月26日在全国人大通过后并于2020年9月1日起实施;《增值税法》于2019年11月27日进入征求见解阶段,尚未成为正式法律。此外,大多数是授权立法的法规、条例等,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但是税收法定过程已经加快。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税收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引导资源分配和结构变革。

  税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大多数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执法权和部分司法权,即对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人的民事处分,刑事处分由司法机关负责。

  在美国,联邦税法由国会制定,各级政府有其自己的税务机关,占领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独立性和纳税人有表决权是美国税法制订的显著特色。州和地方议会无需联邦批准,2/3以上公民投票表决后即可实行。这样导致不同州税法差别很大,所以不同区域税法不相容。如2003年有5个州不征收销售税,且征收的州税率也是从3%到7%之间不等。

  与其比拟,中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有税收立法权(可以授权),各级税务局只有履行权。根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拟定和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省级税务可以拟定地方规章和实施细则,并依法进行征收管理。全国只有统一的国家税收法律制度。

  征收对象与实际负担主体

  综上,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个人;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美国的第一大税个人所得税,而中国由于个税覆盖的人群较少,个税占比约9%。美国的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险税,中国仍以企业和个人缴费的形式。中国的第一大税收增值税,美国虽研讨多年,但是始终没有征收。美国的分税制,彼此独立,高度规范。中国1994年建立了国家、地方分税制,但税权仍高度集中。法制化程度不健全,存在寻租空间。

  1.3 中国的“综合税费成本”较高

  除了税播种本之外,企业通常面临的“高成本”还包括诸如社会保险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环保成本等一系列支出在内的“综合税费成本”(图表6)。

  1)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即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尤其是五险,企业承担的住房公积金也是成本之一。以北京地域税前月薪10000为例,企业需要额定承当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01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之后员工拿到手的现金工资仅为7694元(图表7)。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为工资成本额外的40.1%。而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分为老年遗属及残疾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和失业税。企业缴纳的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税率为6.2%、医疗保险税率1.45%,失业保险为6%,共计承担13.65%。个人缴纳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税率6.2%、医疗保险税率1.45%,不负担失业保险税,个人承担合计7.65%。相较而言,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税(费)率高于美国26.45和14.55个百分点(考虑住房公积金),导致中国企业负担较重。美国没有生育保险,而是纳入医疗保险。

  2)行政性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受权的机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其治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余组织收取的用度。具体又分为管理性收费(资格审查、颁发证照、管理费)、处罚性收费、资源性收费等。

  3)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是大多数转轨经济体面临的一大痼疾。在由盘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政府部分以及相干事业单位的大量行政性职能短期内并未完整革除,手中仍然把持着诸如审批、评审、盖章等权利,滋生寻租空间。民营企业为了打通这些“关卡”,有时不得不支付一些额外本钱。这些成本是“隐性的”,不会体现于统计报表中;同时也是“灰色的”,没有法律依据,严格说来甚至是遵法的。十八大以来,跟着反腐败和从严治党的深入,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又衍生出了一定的“不作为”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4)与政府、国企相关的其他经营成本。例如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保越来越重视,环保尺度始终提高,重大节日、会议期间对相关行业履行停限产指令,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5)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天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能源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2  中美宏观税负对比:全口径中国宏观税负高于美国

  宏观税负通常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期间内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占当期国内出产总值(GDP)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税收总体负担水平。

  在不同国度间比拟宏观税负时,同一口径是关键,不同口径下的宏观税负相差较大,需要考虑不同的税制结构和国情条件。比如,中国的社会保障轨制采取缴费而美国事缴税的情势;中国的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因此土地转让时政府可取得土地出让收入,而美国不存在;中国存在大批的国有企业,因而存在国有资本经营估算,而美国则不;中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非税收入,而美国则绝对较少,因此比较中美宏观税负须要留心不同的口径。

  本文将宏观税负分为四个口径:小口径、中口径、大口径和全口径。小口径,即用不包括社保税的税收收入除以GDP;中口径,即用税收收入与社会保险收入之和除以GDP;大口径,即用包含了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以及社会保险费(税)的收入除以GDP。由于中国从2010年开端构建四本预算,除公共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外,还有政府性基金预算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体加总即为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以此除以GDP得到全口径下的宏观税负水平。

  2.1  小口径:不考虑社会保险的情形下,中国宏观税负与美国基原形当

  因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企业跟居民通过缴税的方式为基本的,且社会保险税占联邦税收收入的36%,而中国的社会保险是缴费为基础,晚报杯第10轮对阵:马天放VS唐天源 白宝祥VS王琛,不纳入公共估算,为可比打算,先不斟酌社会保险。

  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以中国的税收收入为分子,将美国的税收收入剔除掉社会保险税后的税收入除以美国同期GDP。小口径下的中国宏观税负从2005-2013年在上升,从15.4%上升到18.6%,而后下行至2018年的17.0%,呈下降趋势(2014年为18.5%)。小口径下的美国宏观税负在2005-2007年上升,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因财源缩减而宏观税负水平敏捷下行,2010年达到16.5%,其后上升至2015年的19.8%,之后三年持续下降,2018年小口径经税改后降至18.2%。综上,不考虑社会保险的情形下,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略低于美国,总体基本相当(图表8)。

  2.2 中口径:考虑税收、社保的情况,美国宏观税负程度近年略高于中国

  中口径采用中国的税收收入加上社保基金决算收入(剔除财政补贴)之和除以当期GDP,美国与之相似的口径是用包括了社保税的全国税收收入除以GDP。中口径下的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在2015年略降,其后保持上行趋势,2018年达到23.8%(2017年为23.0%)。中口径下的美国宏观税负在2005-2007年上升,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下降,随着经济复苏税收收入回归常态,2011年及当前宏观税负上升,2015年达到16.5%,其后又连续三年下降, 2018降至24.9%。因此,中口径下的美国宏观税负水平近年略高于中国(图表9)。

  2.3 大口径:考虑税收、社保、非税的情况,美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于中国

  大口径考虑税收收入、社保收入和非税收入,在中国是公共财政收入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剔除财政补助)之和除以GDP,美国则是全国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除以GDP。大口径下,美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2005-2008年显著高于中国,差距最大时在2005年,高出7.6个百分点。但是随后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收入浮现负增长,大口径宏观税负从2007年的28.5%降至2009年的24.9%,而后逐渐回升至2015年的28.2%,近三年又逐年下降,2018年因税改降至26.3%。

  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自2005年以来整体增长,直到2016、2017持续两年下滑至26.4%,而后在2018年小幅上升至26.7%。

  2.4 全口径:中国有四本预算,全口径下的宏观税负水平2009年起中国超过美国

  自2010年起,中国开始构建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预算,造成有机衔接、更加完全的政府预算体系。因此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应当包括上述四个部分,在2013年及之前,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坦体向上,其后连续四年下降(2014年35.5%,2015年为33.9%,2016年为33.3%),近两年宏观税负又重现上行趋势,2018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达到32.4万亿,宏观税负水平为35.2%。

  2008年及之前美国宏观税负高于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2005年美国高出中国4.5个百分点(美国27.5%,中国23%),2008年及当前迅速超过美国宏观税负,2009和2010年中国高于美国3.7个百分点(2009年美国24.9%,中国28.5%)和7.2个百分点(2010年美国25.6%,中国为32.8%),主要源于中国2009年和2010年土地出让迅速增加带动政府性基金的增速辨别为17.3%和100.6%。2018年全口径下的中国宏观税负35.2%,大幅高于美国9个百分点,主要起因是社保和土地出让收入回升较快,以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衡量的宏观税负是下降的。

  2.5 税收负担率:中等收入的中国已追赶上美国

  税收负担率是指负税人所支付税款占其全部收入的比率。本文用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税收收入除以当期国民总收入来权衡。通过对各国税收负担率的对比,可以发现人均收入与税收负担率正相关,人均收入越高,税收负担率越大,这可能跟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高有关。

  考虑社保税下,美国的税收负担率在25%左右。中国作为即将凑近高收入门槛的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在未考虑社保费用的情况下,税收负担率在2018年已达到17.4%,处于较高水平,和未考虑社保税的美国平均比重亲热。

  2.6  非税收入:中国占比远超美国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税收负担并不是一国国民和企业的全部负担。非税收入和税收收入在一国财政需要固定的情况下,拥有调换性。

  美国的非税收入主体是收费,包括公共设施使用者收费、机场和公园收费、行政性收费等。其他非税收入包括募捐、政府所有的企业和公共财产收入。不同于税收的逼迫性和无偿性,美国的非税收入具备必定程度的非强迫性和有偿性。一方面,缴纳相关的费用后,人们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决定是否消费以及消费多少。除了法律专门划定外,美国的非税收入都要纳入预算管理。

  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由于收费举动较难约束,存在收费主体多元化严格景象。有些地区还存在“税不够,费来凑”。2016年3月18日,财政部明确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全部上缴国库,各级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

  通过下图可以发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5%,且较为平稳。2008年金融危机后,比重稍有增长。相反,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在2016年前(2016年达到18.30%)逐步上升,近两年逐渐下降,2018年占比为14.7%,但仍高于美国。众多的行政性收费是中国企业觉得税负较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中美税收结构比较

  3.1  中国:企业税和间接税占主体位置

  中国的税收构造存在两个赫然的特点:

  一是侧重向企业征税。以2018年为例,15.6万亿总税收收入中,除了1.4万亿个人所得税之外,其余濒临90%的税收都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这象征着:如果要在财政总支出不减少的情形下降低企业税负,个人税负就需要不可避免地上升。考虑到对个人加税在政治上的阻力较大,因而从财政收支总平衡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增加赤字,那么企业总税负难以下降。

  二是以间接税为主。2018年,直接税占比约为40%,间接税占比超60%。60%的税收是在流利环节征收的,受到价格杠杆的作用;因此难以避免地存在顺周期特点——当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价格上行,税收增加;当经济处于不景气周期时,价格下行,税收则会减少。

  3.2 美国:个人税和直接税占主体地位,器重调节公平

  美国的直接税主要包括个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社会保险税、牌照税、遗产及赠与税。截至2018年底,美国的直接税达到3.64万亿美元,占税收比71.3%,近年占比略有降低趋势。

  美国的间接税重要包含破费税(联邦)、销售和总收入税(州和地方)、关税(联邦)。截至2018年底,美国的间接税达到1.47万亿美元,占税收比重为28.7%。间接税的主导力量是州跟地方的销售和总收入税。

  3.3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财税改革既定方向之一

  古代税收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调节收入分配。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与这一功能是相违背的——原因在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针对流畅环节征收的税种本质上是对需求和消费征税,而收入越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率越低,因而间接税具有“累退”的性质,而非“累进”。

  随着财产散布和收入分配不等同的加剧,累退性的税制结构与调节收入分配之间的抵牾越来越凸显。对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清楚提出要“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这一既定方向之下,房地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的推出只是时间问题。

  4 中美税负对比的启示:减税清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

  4.1 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近90%的税收由企业缴纳,税负感重

  从宏观税负来看,小、中口径,中国宏观税负与美国相差不大;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的全口径宏观税负,中国高于美国。然而从企业看,中国企业的负担高于美国,这主要是和中美税收结构相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杨德龙:券商股走强流露主要信号 外资私募川流不息,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为52.8%,而2018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只有3.7%。

  现阶段中国已经实现营改增改革,增值税税率持续下调。但目前企业对减税的失掉感并不强,起因在于:第一,增值税是间接税,减增值税并不直接增长企业利润;第二,增值税是流转税,在流转转接征收,减税领有二次调配效应,受益于减税的往往是占据强势地位的上游行业和国企,而民企和中下游行业受益较少;第三,对于部分原应缴纳营业税的部分企业由于征管原因并未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后征管增强需缴纳增值税;第四,不同行业的获得感有差异,建造业、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企业等劳动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行业,由于人工工资不能抵扣因此减税获得感不强。有些生产环节很难实现全额抵税,增值税不能完全转移出去。

  两税并重,统一税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逐渐的过程,且经济发展有宏大的资金需要,在过往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决定了中国实施以流转税为主的复合税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山航搭载山东首批医疗接济队驰援武汉,贫富差距扩大,逐步提高所得税地位、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必要性提高,由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转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针对企业所得税,应当本着公平、效率、简便的准则,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税基、税率、征管程序等。

  4.2  费用多、杂造成企业税负感显明

  中国企业承担的费用多、杂,且因为税收法定程度不高导致这一气象更加重大,以至企业直税负痛楚指数高。在世界银行宣布的《2020年寰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总排名为第31名,较上一年度回升15位,但其中的分项征税环境排名只是第105名,是制约总体营商环境改进的重要因素。2018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14.7%,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3.4%。大量的非税收入诚然名义上不是税,但实际上相当于是“准税收”,导致中国的宏观名义税负与美国相差不大,然而企业的实际税负比美国重。

  清理费用的工作必须继续坚持。对于确实需要保留的收费名目,通过法律法规加以标准。对具备税收性质的收费,可能“费改税”,比喻社会保障费。对重复收费项目、完全凭借局部行政管理权的收费名目应取消。

  4.3  税收“用之于民”和社会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成本过高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应有之义。虽然近年中国一直在寻求“钱从哪里来,用在哪里去”的透明度,但和美国相比存在差距。虽然近年来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医疗、教诲和社保等民生支出,但与美国比、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比,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以医疗为例,根据有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2019全球医疗品德和可及性榜单,中国排名第48位,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医疗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均衡,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百强医院中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有21、20和9个,这三个超大城市领有的百强病院数目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高质量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政府取得税收、实行职能的重要目标,这需要财税的科学化精巧化的管理,提高管理绩效,增加透明度、法制化,对税收的“用之于民”是很有必要的。

  4.4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推进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型。2018年我国税收收入旁边接税占比超过60%,由于间接税具有可转嫁性、累退性、暗藏性等特点,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会产生四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第一,间接税作为价格的构成因素直接嵌入商品和服务价格中,企业的成本与收入均受间接税影响,消费者也承受了含税价格,企业盈利水温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此外,间接税又以增值税为主,随着第三产业占比逐步提升,而服务业等第三工业的诸多成本费用尤其是人力成本难以进行增值税抵扣,造成部分第三产业的部分企业实际税负相较营改增前有所提高。

  第二,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即纳税人的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负担变小;同时消费性开销占收入的比重愈大,税负就相对愈重。而低收入阶层用于消费的比重大于高收入阶层,所以,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会大于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对贫富差距会产生逆向调节。

  第三,间接税对经济具有逆向调节作用,不具备直接税“内在稳定器”的功能。

  第四,在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增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片面增长的动机而不注重提升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间接税对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其在税收收入中占比过高,会导致政府热衷于可能供应丰富税基,具有较大经济乘数的重产业、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的建设。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质的发展。

  4.5  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在综合课征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收入调节功能

  2019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将综合课征与分类课征相结合,推行专项抵扣并提高免征额,在规范个人所得税征管、减轻工薪阶层纳税负担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2019年个税同比-25%。

  但当前的新个税下,主要征税人仍是工资薪金收入群体。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均体现为透明化的收入,大部门由发放者代扣代缴,基础不逃税漏税的空间,中低收入群体90%的收入由这些所得构成。但诸如部分群体的其他来源或隐性收入并未涵盖其中,而这部分渠道收入因为个人所得税法没有详细的操控和规定,缴纳相关税款很少。

  这样非常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中国应继续推进个税改革,扩展征税群体,对隐形收入提高征管覆盖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继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备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4.6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持续的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增收艰难,因此需要从其他地方拓宽税源。资源税已经立法,做了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的改革,但是税率依然较低、征税范围依然较窄,未来应提高税率并扩大范围。目前水资源税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16年在河北试点,2017年试点范围扩至京津等九个省区,从实施的情况看提高水利用效率、增加了财政收入,将来水资源税预计将在全国推开。

  消费税则可能调解征收对象,扩大对高沾染、高耗能产品及部分高级消费品的纳税,同时提高税率,真正实现以税收促进新发展理念的实行。

  4.7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与消费税划转地方工作,构建地方税体系

  营改增之后,虽然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成比例以保障地方财力,但是地方税体系迟迟未能建立。美国的地方税体系以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销售与总收入税为主体,中国可以将房地产税与消费税奇特构建地方税体系。

  目前,房地产税已经处于全国人大立法的筹备阶段,由于真正出台房地产税需要解决不同产权性质的界定、整合房地产相关的税种、设定征收的标准(无论以套还是面积征收均存在不可能相对公平,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短期内出台的可能性不大,但未来出台并立法是必定趋势。消费税划转地方工作已有进展,依据国发〔2019〕21号《实行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打算》文,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操作方向为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准则上将归属地方。

  4.8  继承实施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

  一是持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2020》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企业包袱税费与社保缴费/税前利润)为59.2%,较2018年下降4.8个百分点,获得明显改革成果,但仍高于OECD成员均值、美国和越南19.3、22.6和26.0个百分点。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保负担过重,2019年企业(北京)含五险一金的总社保缴费率39.8%,远高于美国的8.2%、韩国的6.1%、日本的10.1%等,也远高于其余金砖国家均值的21.9%。

  二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称。2019年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主要原因是减税集中在增值税,增值税实质为价外税,并不与企业盈利直接挂钩;且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议价才干弱,从增值税减税中受益较少。减企业所得税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使减税普惠化,惠及民营和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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